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全球供应链进入加速调整期，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意味着什么？
迎来发展机遇
新型离岸贸易并非某些类别固定的贸易方式，其内涵和形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指的是货物贸易标的商品不进出一国或地区关境的贸易活动。离岸贸易的出现反映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为复杂情况下，各方参与国际贸易方式的多元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自由港的香港等国际贸易中心就将发展离岸贸易作为重点。以香港为例，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统计，1988年时香港的离岸贸易额仅有转口贸易额的一半，不足1300亿港元。上世纪90年代，在内地对外经贸联系日益广泛，尤其长三角经济崛起和台商赴大陆投资快速增加的背景下，香港的货物进出口显著下降，离岸贸易迅速增长。2000年，香港的离岸贸易额首次超过转口贸易额，跨过了1.4万亿港元门槛。新加坡企业发展局认为，新加坡在离岸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既来自于其地理和文化优势，使其可以组织各种航运、物流和金融，更由其保持开放和稳定的政策环境所支撑。目前，新加坡已经聚集了4200多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更成为铁矿石、橡胶和液化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对市场价格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离岸贸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新型离岸贸易应运而生。202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外贸服务向专业细分领域发展，而稳步推进离岸贸易发展成为其中的4项工作之一。《意见》提出在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强离岸贸易业务创新，支持具备条件并有较强竞争力和管理能力的城市和地区发展离岸贸易。2021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以发展离岸贸易释放新型贸易方式潜力。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在2022年1月24日开始实施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的金融服务措施，进一步明确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交易所涉货物不进出我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我国海关统计的贸易，包括但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
助力外贸发展
作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外贸的发展并非仅由规模驱动，不断创新的贸易业态也在助推贸易释放新的活力。2014年以来，跨境电商、集中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相关引导和支持措施持续发力，为发挥各贸易伙伴优势、开展互利合作打开了更多空间。
为了响应市场需求、不断探索制度创新，各地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新型离岸贸易发展。上海出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实施细则》，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相关业务。广东制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离岸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健全新型离岸贸易“白名单”制度，推动离岸贸易业务发展。
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当前全球贸易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关税壁垒不断增加，而且变化频率加快，使得全球供应链网络需要作出响应。传统的国际贸易所依赖的生产制造业基础和消费市场都在发生持续变化，供需对接的难度持续增加，贸易变得更为零散。其次，产业的国际转移仍在持续进行，越来越多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努力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也不断形成新的供应能力。中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作用因此持续改变，不再是单纯的供给方，应该具有更强的影响力。新加坡的经验说明，通过发展离岸贸易，即便本土不具有庞大的供给或需求，依旧可以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拥有较强话语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以数字技术为支持，探索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匹配资源，减少贸易活动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击，满足市场需求，有利于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
做好协调配套
作为新事物，新型离岸贸易的发展需要做好引导和支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意味着并非所有地方都适合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应避免一哄而上的盲目发展。不过，新型离岸贸易的发展条件与传统国际贸易有所不同，由于并不涉及直接的货物通关，海关的通关便利水平、是否拥有庞大的市场腹地或强大的生产制造支撑体系不再是限制因素。相比而言，为有相关发展需求的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便捷的人员流动条件、发达的服务产业配套和充分的数据通信保障更为重要。
促进新型离岸贸易的发展，应加大与国际贸易伙伴的制度协调，保障货物贸易发展环境的稳定和较低成本。加强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的协作，提高相关商品海关查验的标准或规范一致性，提高通关效率和信息化水平，形成正向的信息反馈机制，为离岸贸易所需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重定向和一致性匹配创造更好条件。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在促进新型离岸贸易中的作用。金融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贸易稳定和防范违规资金流动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离岸贸易所需的金融支持，涉及跨国金融监管协同，需要在交易、信用等数据交换，企业监管和反洗钱等多个层面加强互动，并建立包括各类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中介服务等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的促进机制。
培育差异化的新型离岸贸易集聚地。一类集聚地有着传统的贸易基础，可利用贸易专业人才集中、企业集聚的优势，鼓励和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通过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延展全球贸易优势，稳定和扩大贸易规模，增强国际贸易话语权。另一类集聚地在数字经济领域优势较强，拥有数字技术、金融资源，可以离岸贸易数字化平台为抓手，通过专项投融资政策，探索新型离岸贸易的机遇，吸引跨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高效发展全球贸易网络。
做好新型离岸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防范。通过数字技术、区块链技术等方式加强对主观或客观风险的识别、预警，协同各方做好及时处置，控制风险敞口。同时，应做好不同业态模式贸易间相互影响的跟踪，新业态的发展不应对传统贸易冲击过大，更不能影响中国经济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